“是不是觉得有点讽刺？刚办完一个中国结美国离的，又来一个美国结中国离的，”
梁思自嘲，继续道，“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我不想离。”
关澜听着，只觉黯然。
她的经验之谈，这恐怕是所有离婚案当中最难的一种，双方都没有过错，只是一方想分开，而另一方不愿意。
如果有错，可以去调查。
如果财产和抚养权有争议，也可以去谈判。
但遇到这种情况，对双方当事人来说，其实只剩下漫长的撕扯和等待。
而律师的作用，不过就是陪着他们经历这一切而已，甚至很可能把局面变得更坏。
梁思接着详细说了说她和丈夫何静远的情况。
两人在校园里开始交往，结婚到现在已经有十二年了。
起初两地分居，她在SK纽约所工作，何静远在波士顿读书。
三年后，合伙人跟她谈，说想派她回国。
当时何静远也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，又做了一段时间的博后。
两人商量过后，一同回国，在A市定居。
接下去的几年里，她在SK所升上了合伙人，何静远进了A大工作，现在已经是副教授头衔。
生活过得平静优渥，且分工明确。
她很忙，但有很好的收入。
何静远则比较佛系，有更多时间照顾家里的事情。
每天早上起来弄个早饭，把孩子送幼儿园，他有事去学校，没事就在健身房练一个半钟头，回家看看文献，做一个旅游视频号，下午再把孩子接回家。
梁思说着，把手里的茶杯一圈一圈地转。
倘若到此为止，还是个让人羡慕的婚姻故事，但转折终究还是来了。
“他跟我提离婚，我一直没当真，还在等着他表态，是不是再去做一次婚姻咨询。”
“你们已经做过婚姻咨询？”
关澜问。
她也遇到过一些没有原则性问题，心意也不坚决的当事人，也会建议他们先去找个心理咨询师，试试看能不能解决问题。
有时候，尽管很少，问题真的会被解决。
“对，”
但梁思点头，说出更常见的一种结果，“两年前找过，后来因为我怀孕了，就没继续。”
性，或者孕育新生命，好像是更常见的解决一切婚姻问题的办法，但其实根本不是。
梁思继续说下去：“那个孩子意外流产了，我们就又回到原来的样子。
直到最近，他又跟我提离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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